关于该项目目前有两种平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较为明确，它有各种文件以及详尽的要求。另外一个尽管在各种文件中被提及，作为主要计划的补充部分，它并不详细，并且只是在会议中被提及。这种观点关乎建筑语言及其外观，还有其与校园内旧建筑之间的关系。

 © Cristobal Palma

建筑师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圣爱德华大学建造新宿舍，餐厅以及不同的学生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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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一间宿舍就像一个寺院：它关乎如何组织重复出现的各种小元素，以及如何将它们与大的元素进行搭配。以寺院为例，就是如何将僧侣与礼拜堂、食堂联系起来。而对于我们所设计的建筑来说，它主要是关于房间、餐厅以及公共设施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建筑类型都需要应对人们正常的日常活动：睡觉、学习和吃饭。或者将它们以一个更加隐蔽的方式展现出来：同时提供生理和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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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解答这个问题的两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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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就是 Alvar Aalto 在上世纪40年在剑桥为MIT设计的贝克大楼，他在重复的元素中创造出蜿蜒的形式，看起来像按透视法缩短后的查尔斯河，在房间的入口处他巧妙的将大块的特殊元素融合进去。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设计手法可以描述为用曲线和体量来创造出一个空间，实现1+1=3的效果。

第二个就是 Louis Kahn在上世纪60年代所设计的埃德曼大厅，他采用蜂巢式的形状去围成并定义一个中心，作为一个特殊的元素。他并未添加元素，而是采用一种方式合成蜂巢式的形状以及体量，并共重复操作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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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参与到这一历史序列中来，并展现我们的创意，这一创意并不在平面设计中，而是在剖面设计中：我们将这些特殊的片段作为房间的基座，给上方的私人空间更多公共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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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创造了清晰的建筑范围，这样做并不是纯粹因为地理上的因素，而是我们确实扩大建筑的范围从而使得每个房间都可以拥有良好的视野和自然光线。我们并没有将空白的地方用作其他用途，而是将其留出，从而可以连接外部的空间，并可以使得校园更加的多元化。实际上我们设计的所有公共用房都面对着“笛卡尔峡谷”，这样整个项目无论从公众来看，还是私人来看，都很有层级感。

但还是要完成一个基本的任务。这个建筑必须与开始提出的观点想联系，那就是如何采用合适的建筑语言从而将校园的其他部分，尤其是那些旧建筑，与新的建筑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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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论主要在董事会内部进行，虽然他们中间并没有一个人是建筑师。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其他人的观点，只是想要强调这个讨论是在一个横向对比的方式下进行的。这并不是为了讨论如何处理那些可能在建筑师间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理想化以及建立在抽象规则下的讨论。这个话题主要在市民中间展开，所以它变得非常的实际，既不算是很好，也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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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走在时代前沿，如果在会议室被讨论或者写成文章，这个观点总会形成一种理论，他包含着如何实际操作并最终演化为理论。但是当面对一些非专业的观众时，这就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场关于元素的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关于体量的开口处应该在哪里，而是关于墙上的窗户的位置，它就不再是那些能够勾勒出建筑形状的线条而是有关于如何装饰建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图画必须是写实的。它并不是在交流美学问题，或者适宜的环境，或者定义如何将空间视觉化，这只是关于具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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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讨论中，我看到社会对于建筑师的期望，而且我相信市民是那些我们需要给出解释的对象，而不是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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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试图将抽象（一个适于居住的建筑）与具体（一个从角落看起来与校园其他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建筑）平衡起来。我们试图逃脱具象的语言：不模仿90年代的老建筑，但也不是“看起来很酷的大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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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认为个性的东西是这个项目真正的主题和挑战。这是我在智利之外的地方做的第一个项目，而且它正好不是在另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而是与智利非常不同的国家——美国。现在很多建筑师在世界各地建造建筑并认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却不是。我需要用英语来设计而不是西班牙语。我需要学习用英尺来思考而不是用米这种单位。我需要从文化匮乏的建筑环境转化成文化丰富的环境中来，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从第三世界国家出来到一个第一世界国家来设计一个项目。这对于我来说差别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还是不太习惯。

-- Alejandro Aravena